理查德·霍夫施塔特的传统：一本历史书何以畅销半世纪
撰文：大卫·格林伯格
翻译：张舒
《东方历史评论》微信公号：ohistory
哲学著作的生命可以延续千年，小说数百年。历史著作如果实为佳作，也许能留存一代人的时间。但是理查德·霍夫施塔特的这部作品如今正在庆祝它出版的第五十个年头，而且依旧是重版图书中一部坚挺的畅销作品。高中生、本科生、研究生读它，一般读者也读它。如果记者们需要在专栏里援引一点儿历史权威的话，他们会从书架上取下这本书。学院派历史学家同样推崇它：每当他们打算针对这本书写些什么，最终会以一片颂词作结。就像一个健壮的耄耋老人，这部精力充沛的旧作邀请我们对它经久不衰的秘诀一探究竟。
《美国政治传统》的写作始于1943年，当时霍夫施塔特仅有二十七岁，四年后全书完成，这位年轻学者的事业在这本书的助推下蒸蒸日上，成为他的时代知名的历史学家。此前他已写过一本书，《美国思潮中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这是他在哥伦比亚大学的毕业论文，由默尔·科蒂指导，至今它还是这个主题中的一部重要著作。毕业之后，霍夫施塔特在马里兰大学短暂地教过书，很快重回哥伦比亚大学，在这里教书直至职业生涯的结束。
在那里他不但写下了《美国政治传统》，还有其他几部振聋发聩、影响持久的作品。在这些作品中，最著名的也许是他获得1955年普利策奖的《改革的年代》，这部作品介绍了他的“地位政治”观念（这一观念是说，人们的行为与其说是出于单纯经济学的个人利益的考量，倒不如说是出于维护他们社会地位的需要），而且有争议地将十九世纪晚期的民粹主义者描绘成惧怕现代性，对农耕的过往时代怀有一种乡愁，而且相当偏执的形象。修正主义者指出了这幅肖像中的致命漏洞（比如说，霍夫施塔特夸大了民粹主义者的排外主义，而且很少谈及它的合理性以及它对资本主义“镀金时代”的有力批判），不过这本书一直被民粹主义（和进步主义）历史学家当作自己的作品出发的起点。他的其他有影响力的著作包括：《美国生活中的反智主义》（1963），这是另一部荣获普利策奖且常被引用的作品（1965）。
然而，《美国政治传统》仍是霍夫施塔特拥有最多读者和最受欢迎的作品。它由一系列微型传记组成——十个人的人生，从托马斯·杰斐逊和安德鲁·杰克逊到赫伯特·胡佛和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两组人像（开国先辈，以及强盗资本家）——横跨这个国家的历史。霍夫施塔特的主题中既有美国英雄，也有反面人物，他对这些人此前被忽略的面相加以批判性的审视，不过他这样做并非热衷描写暴力——我们经常会把热衷描写暴力和“修正主义”历史联系在一起。《美国政治传统》散发着成熟的气息，这说明它的作者后来说的“这明显是一个年轻人的作品”的说法是错误的。
它假定在可理解性和深刻性之间不存在天生的平衡关系。霍夫施塔特的语句很干脆——多用警句但不晦涩。举个例子：“想成为总统，林肯有时必须得说的比他实际认为的更激进；想成为一个握有实权的总统，他必须得表现的比他所想的更保守。”再比如说：拉瑟福德·B·海斯和本杰明·哈里森，镀金时代的美国总统“既不卓越也不堕落，他们在美国编年史上之所以有名，主要是因为他们默默无闻。”
霍夫施塔特的简洁风格的重要性远不止它所带来的乐趣。它同样反映出他的信念，就像小阿瑟·施莱辛格所说的：“历史是文学的一部分，所以它应该既是一种意识清醒的艺术，又是一种虚构或诗歌。”尽管霍夫施塔特会使用心理学和社会学的研究和观念，他从来不会欺骗自己说历史是种科学，或者说人们可以“证实”一个历史学观点。比起论据的充分，他更喜欢洞见的美感。他知道，证据终会被证伪。而洞见常新。
尽管《美国政治传统》摒弃了当今学院派历史学在学术领域内部吹毛求疵的毛病，它确实含蓄地——有时是明确地——向他的前辈提出了质疑。霍夫施塔特最喜欢做的莫过于消除历史的神秘感。他先把托马斯·杰斐逊请下神坛：“围绕托马斯·杰斐逊展开的神话，数量之多和给人印象之深刻在美国历史上首屈一指。”紧接着他便努力去斩掉这些迷障的荆棘。一幅肖像跃然纸上：他（杰斐逊）不是一个缜密的哲学家，而是一个时常改变治国想法和方式的人——变化无常。霍夫施塔特写道：“林肯传说对于美国想象力产生的影响，远远超越政治神话学中的其他一切。”他很快做了修正，从中我们对林肯有了全新的理解——他是自己雄心壮志的可怜的人质。不过，这些论点是对顽固的错误观念的激烈指责，而不是对其他竞争学派细枝末节的抱怨，也不是攻击自己的思想前辈。
有一位历史学家的身影在《美国政治传统》一书中挥之不去：查尔斯·A·比尔德，霍夫施塔特前一时期杰出的进步主义历史学家。霍夫施塔特对比尔德的钟爱持续一生，从读者的角度来看未免有点太过频繁了（此后他写了一部关于比尔德、弗雷德里克·杰克逊·特纳和沃浓·L·帕灵顿的作品——《进步主义历史学家》）。不过重要的是霍夫施塔特对他的反叛。比尔德和他同时代的进步主义者的思想亮点在于把权贵和民意之间的持续冲突作为了美国历史的主线。相反，霍夫施塔特看到的是美国过去的连续性和统一性，是一种惊人的冲突的不在场。他在这本书的导言中这么说到：
政治斗争是否激烈，常常使人产生错觉。大政党内主要竞争者的视界通常局限于财产和企业的天地之中……私有财产的神圣不可侵犯、个人处置私有财产和用其投资的权利、机会的价值、私利和自主在宽松的法律限度内向有限的社会秩序的自然演化等，都是美国政治思想意识中的中心信仰的主要原则；杰斐逊、杰克逊、林肯、克利夫兰、布莱恩、威尔逊、胡佛虽然各不相同，但大多持这种观念。
所以说有些历史学家把《美国政治传统》和霍夫施塔特的其他作品放在了战后时期占主导地位的“共识”历史学派的核心位置。历史学家约翰·海厄姆将霍夫施塔特的著作和路易斯•哈茨的《美国的自由主义传统》、丹尼尔•布尔斯廷的《美国政治的精神》放置在一起，认为这些作品均体现出因为美国没有出现过去两百年间几乎毁掉欧洲的阶级矛盾和政治动荡而感到庆幸。一些读者甚至批判霍夫施塔特对美国赞誉过度。
然而，霍夫施塔特不会心悦诚服地接受海厄姆的标签。他申辩说自己在写这本书时，脑海里甚至连一个中心主题或论点都没有。他后来提到，就连长达六页的导言也是他在编辑的坚持下才勉强交稿的。他把本书斟酌良久的“论点”降低为事后才想起来的状态。
针对霍夫施塔特究竟是在庆祝、悼念，还是在控诉美国政治传统中狭隘界限的争论突显了他作品的多义性。我会说，霍夫施塔特做了上述所说的所有这些事。他对传统既失望，又尊重它。“他对美国生活的多个方面进行了批判，”历史学家C·冯·伍德沃德在霍夫施塔特去世的悼念会上说：“但他从未参与过任何反美国主义的流行圈子。”
戳穿了爱国主义的陈词滥调，却依旧珍视我们国家的传统——《美国政治传统》体现了二十世纪自由主义一些最优秀的品质。这本书之所以长期受到欢迎，也许既要归功于它的哲学，也要归功于它的文学魅力或是它在历史书写上的准确定位。比起哈茨和布尔斯廷的作品，像施莱辛格的《至关重要的中心》和莱昂内尔·特里林的《自由的想象》才是这本书真正的伙伴。霍夫施塔特不但和这些书的作者私交甚好，而且他们共同抱有一个现代主义者的决心，那就是把自由主义置放在墨守成规的保守主义和过度敏感的感伤主义的两极之间。
正如政治科学家埃拉·卡兹尼尔森说的，霍夫施塔特是在启蒙自由主义的“黑暗时代”中写下的《美国政治传统》。尽管法西斯在欧洲已日薄西山，但它卷土重来的潜在可能仍令人心惊胆寒，而红色恐慌当时正在席卷美国。苏联共产主义再一次撩拨起全部的左翼势力，精疲力竭的知识分子不怀好意地暗示，自由主义和理性主义多少要为纳粹和大屠杀负责。霍夫施塔特和其他人对这种潮流感到恐慌，他们加入到为自由主义的灵魂而战的队伍中。在《美国政治传统》里，霍夫施塔特警告人们存在着把过去转变成意识形态工具的危险。这是他和《党派评论》那些反斯大林文学批评者共同持有的信念，只不过作为一个历史学家他有更独特的角度表达立场。
霍夫施塔特不仅在回应他所处时代左右两派意识形态的信徒，同样也是在回应查尔斯·比尔德（再一次），范·威克·布鲁克斯和其他先驱，这些人在寻找布鲁克斯所说的“可用的过去——一种可以服务于社会正义的历史。在布鲁克斯的年代，这个概念意味着一种进步，向前跨进一步。在霍夫施塔特的时代，纳粹和斯大林主义者通过操作历史来达到他们自身的邪恶目的，这已经暴露出“可用的过去”信条的天真。霍夫施塔特更倾向于不去“利用”过去，而是像克里斯托弗·拉希提出的那样，去“吸收”它——去理解历史是如何形成它独有的政治和知识圈的气候，而不把它单纯地归结为实践教训。贯穿《美国政治传统》全书，霍夫施塔特提醒读者，历史很少会遵从简单的结论，美国的众多理念经常不可调和。
霍夫施塔特最知名的观点是指出自由和民主经常起冲突。他在介绍开国先辈的篇章里谈论起那些贵族对于民众的不满态度时，特别借用了比尔德的讥讽口气。但他和比尔德不同。霍夫施塔特背离了比尔德的二元论——后者将建国看成是自私的富人和道德高尚的穷人之间的战争——他远远地超越了比尔德，对开国先辈体现出的睿智霍夫施塔特表达了感激之情。霍夫施塔特再一次回到他最喜欢的话题：当代的美国民间观念都认为民主几乎等同于自由，而且，民主理论家在力求区分二者时，一般都认为民主为自由所不可或缺的。但是开国先辈们认为，他们最为关心的自由受到民主的威胁。在他们的思想中，自由同民主无关，而是同财产有关。
如果说开国先辈的这种观点褪去了他们身上的光环，那确实如此；霍夫施塔特讽刺他们“坚决拥护财产权”。不过他也称赞他们的现实主义令人敬佩：“结果是，当他们认为个人财产是一个人最危险也最牢不可破的特质时，他们必然会同意要努力掌控它。”他援引教士杰瑞米·贝尔纳普的话：“让我们承认这一原则：政府源于人民；但是要教育人民……他们不能统治他们自己。”霍夫施塔特知道这说出来令人不快。但是他不是那种会站出来宣布这不对的理想主义者。
在霍夫施塔特的勾勒中，几乎每个美国的自由英雄都是不怎么热心的民主人士。安德鲁·杰克逊是一个“不深思熟虑的人”，他“倒向自由主义阵营，因为自由主义阵营倒向他。”对林肯来说，“民主的宽度还不够跨越肤色的界限。”伍德罗•威尔逊只相信“国家必须在财阀统治和平民统治之间选择一条中道。”富兰克林·罗斯福对待外交事务的观点是，“无论目标多民主，手段都远非民主。”
霍夫施塔特为什么要指出几乎每个美国英雄作为一个民主人士都不完全够格呢？在我看来，他纠偏性的评论不是针对历史舞台上的这些台前人物（因为他并没有全盘否定他们），而是针对那些神话制造者，针对那些制造“英雄崇拜和民族自我吹嘘文学”的始作俑者，他在导论中嘲讽了他们。
文学评论家阿尔弗雷德·卡津在杂志文章中谈起他和霍夫施塔特还有他第一任妻子的亲密友情，他的妻子是一个作家和编辑，二十九岁就过世了。卡津尤其记得霍夫施塔特狂放的幽默感。在大萧条时期，卡津写道：
费莉斯认真地考虑过给迪克（霍夫施塔特名）在夜总会找一个单人脱口秀的工作。每次他模仿罗斯福，还有那个女儿掉井里的奥扎克农民的时候，我们都会狂笑不止。“这几天我们总得把她给弄出来。”
C.冯·伍德沃德写道，霍夫施塔特有种“调皮的风趣，还有发现荒诞之事的天赋……是那种杰出的讽刺作家和漫画家才有的天赋。”
霍夫施塔特的作品不是那种让人大声发笑的幽默。严肃的学问不会令人捧腹大笑，不过温和一些的诙谐还是有的。霍夫施塔特在《美国政治传统》中的讽刺既尖酸又搞笑。“因为他们事迹的永恒价值如此伟大如此美好，”他在谈到镀金时代的巨头们时说到：“他们不需要对他们的不诚实行为感到焦虑。”关于胡佛他冷冰冰地，或者说不无酸楚地写道：“养活了欧洲的人成了饥饿的象征，才华横溢的执政者成了灾难的象征。”
就像他的文学天赋一样，霍夫施塔特嘲讽的幽默不仅仅是装饰。它体现出他乐于称之为“复杂性”的品味——拒绝接受简洁的回答。他以超乎寻常的努力把每幅图景变得复杂。谈到林肯，比如说，他在夸耀林肯的“朴实”和揭露林肯是个“彻头彻尾的政治家”之间小心翼翼地做着平衡。他写道：“林肯的率性是非常真实的……但他同样是一个复杂的人，复杂到足够理解他自身率真的价值。”接下来，他再一次出尔反尔：“他的手法有些刻意……但是其中不存在欺骗的成分。”
这种左右摇摆看上去有些胆怯、像是缺乏判断力。但是经过常年的累积，这种踌躇似乎成为了一种受欢迎的谦逊的标志。不过，霍夫施塔特又用一种近乎厚颜的自负抵消了这种谦逊，就像喝下一杯甜美的潘趣酒激增的热情一样。总之，这个时值二十七岁的作者敢于在美国历史每一个重要的政治人物和时期发出声音，但在很多地方霍夫施塔特的稚嫩又让读者感到有些尴尬。他对这些主题的批判会让其他人觉得有些过了：他的谈论对象不但都是不完美的民主主义者，而且有很多还是傲慢的道德主义者。威廉·詹宁斯·布赖恩，西奥多·罗斯福，还有伍德罗·威尔逊——非常不同的人物——都因为他们自以为正直而备受抨击。其他好些人在智力上不合格。有些太桀骜不驯。霍夫施塔特向仅有的可以被称为知识分子的三位总统开炮。他写道：罗斯福的心智”经常不能触及深刻的问题”；威尔逊”在就任总统期间没能抓好经济“；杰斐逊，这位蒙蒂塞洛的传说人物“从未尝试写下一部关于政治理论的系统著作——这可以理解，因为他没有系统性。”（补充一句，他这部全是由创造历史的男性组成的政治讽喻剧振聋发聩，很尴尬的是它并未完成，当然他的遗漏与其说是霍夫施塔特的个人原因，倒不如说是因为1940年代。）
我们可以从霍夫施塔特的传记找到他这种鲜明的自负性格的来源。她的母亲在他十岁那年去世，他的第一任妻子费丽斯在她二十多岁时被病魔缠身。阿尔弗莱德·卡津在文章中暗示了费丽斯的病痛是如何影响到她丈夫的：“迪克照顾着她，在一间昏暗的房间中在她身旁，坐在一张黄垫子上，在黑暗中开始了《美国政治传统》的写作，他总没法看清自己写下的字。”人们在这句话中只能读到这些。但是不难想象，年轻的霍夫施塔特随着生命的逐渐消逝再一次受到多大的打击，他决定在有机会时从他所学的东西中记录下“精华”。卡津的诗性语言——“黑暗”的重演创造出一种笼罩着的晦暗——表明了他的朋友“没有时间可浪费”的决心，霍夫施塔特意识到，忙于一些细碎的问题只会是浪费生命。怪不得C·冯·伍德沃德把霍夫施塔特描述为一个很难轻松相处的人，他总有打字员和传记人围在身边。
所以，当他的生命因白血病而突然中断，1970年在他54岁时，霍夫施塔特已经写著了让他名垂青史的历史作品。“说理查德·霍夫施塔特是一个志得意满的历史学家似乎很无情——因为他在人生的全盛时期突然离世，”伍德沃德在追悼会上说，“然而在数量和质量上，在文体的优雅性和学术的敏锐性上……他极具创见的作品的丰富性宣告出一种纯粹的满足感。”
作者简介：大卫·格林伯格，《新共和》的前执行主编，他是理查德·霍夫施塔特在哥伦比亚的同事，研究美国历史。
东方历史评论受权译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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